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有关武则天出生地的问题多有讨论，成为武则天研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个话题。此题之争，不仅反映了武则天的史学地位，也反映了有关证据使用的多方面问题。主张“广元说”的，几乎都不重视《资治通鉴》引证的《则天实录》。汪篯先生否定“广元说”，是因为他更重视《则天实录》的史学价值。其实，出生地不等于故乡，在中古时期更该重视的是故乡问题，而武则天的故乡在并州文水，此并无异议。

历史学是实证科学，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言人人殊是很正常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此争论突显了史学研究的相对性，这种印象过于深刻，很容易导致任人打扮的极端说法，从而否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证据多元是证据不充分的一种状况，证据信息不确定，是不充分的另一种状况，如此条件下，研究者的主观选择空间扩大，至少表面看上去比较随意。历史证据学，属于史学研究法的范畴，在相对的证据面前，如何保持客观冷静的观察，认真面对不同的证据显然是重要方面。武则天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关于她的出生地和故乡问题，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历史证据学案例，认真讨论，不无益处。

一 背景回顾

郭沫若先生有关武则天出生地的意见，首先是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2期上发表的话剧剧本《武则天》中做了表达，他利用剧中人之口宣布武则天是出生在“巴蜀的剑阁附近”，“巴蜀才是我的故乡”。在剧本的附注，郭老注释道：“武后的父亲曾为利州都督，武后即生于广元县。”引发争论之后，郭老在1961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1］，系统地阐述了武则天出生广元说。

关于武则天的研究，重点其实是整体评价问题，具体到武则天的出生地，最多属于武则天研究中的一个小分支而已。在郭老发表文章之前，与这个题目相关的研究文献大约只有一则：王家祐《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2］。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武则天的研究上，陈寅恪、胡如雷、吴泽、翦伯赞、吴晗、缪钺都有文章发表，迅速提升了武则天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上海《文汇报》专门发表《武则天评价问题综述》［3］，可见武则天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话题热度。

郭老发表五幕历史剧《武则天》，有利于武则天研究的社会普及，但当时武则天出生地问题还不是一个研究热点。在郭老发表文章之后，张明美等《四川广元皇泽寺调查记》一文［4］，可以看作是延续郭老观点的一个学术思考。根据梁永元先生的文字，这个调查记是受郭老的委托前往广元实地考察后的结果［5］。吴晗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文，其中涉及武则天是否出生在广元的问题，他认为武则天出生在四川是不大可能的［6］。陈振《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不同意郭老看法［7］。5月，郭老为此专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反对陈振看法，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武则天出生地问题很快成为一个热点，支持和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现，立刻形成讨论热潮。

敬堂《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证据》一文，与郭老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针锋相对［8］。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9］也是反对郭老的观点。但郭老的战友似乎更多，钟华荣《皇泽寺与武则天》［10］，杨山等《在武则天的故乡》［11］、《在武则天祠庙周围》［12］等皆可以看作是郭老观点的支持者。董家遵《武则天父亲两任利州都督》［13］，支持郭老观点，并力图补上郭老论证的漏洞。后来敬堂又发表《有关武则天的两件资料（攀龙台碑与则天母墓碑文并序）》一文［14］，对郭老意见继续表示不同意。

1962年9月26日，郭老再次上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15］，把武则天研究尤其是出生地问题进一步推向高潮。这两个问题分别是“谁杀死了李贤？”“武则天的生年有问题”。罗元贞发表《武则天的籍贯和出生地》［16］，继续否定广元说。向灵发表《广元皇泽寺和武则天》［17］，支持郭老的说法。而胡守为《关于武则天生年的几段史料札记》［18］，不同意郭老说法。不过，60年代初期的讨论热潮没有继续下去，应该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讨论中断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话题再续从前。熊克《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19］，坚持郭老武则天出生广元说。李端科《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20］，是反驳郭老观点的，认为武则天应该出生在长安。梁永元是郭老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撰写的《武则天出生在广元》，收入广元市委宣传部《创业》1985年创刊号。伊显德同期发表《武则天生年生地考辨》，也持同类观点。罗元贞依然是反方代表，其观点见于《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再论则天籍贯与出生地》等文［21］。稍晚的一些论文，在拥护郭老的人群中，以韩昇先生为代表，他的《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其中第二节《武士彟与杨氏》、第三节《武则天出生的年代与地点》都与武则天生年有关，全面赞同郭老说法，认为武则天生于广元，时间为贞观二年［22］。

有关武则天的出生地和生卒年岁，因为证据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相对性，信息有不充分的一面，所以留下了争论的空间。但在证据都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证据，如何表达倾向，也不是没有底线。越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史学的重要原则越有必要认真坚持，主观的倾向性越应该接受史学基本原则的约束。证据，如何看待各种证据，尤其是对立观点的证据，这个史学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争论中显得十分重要。

二 汪篯先生的观点

汪篯先生对于武则天出生地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其文如下：

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点的问题。郭老说武则天生于利州，我看不可能。历史上记载武则天的年龄，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活到83岁，有的说82岁，有的说81岁，还有一种说法是80岁。她死在神龙元年（705），从这一年往上推，如果武则天活到80岁，就应生于武德九年（626），如果是81岁，则生于武德八年（625），82岁则生于武德七年（624），83岁则生于武德六年（623）。而武士彟到利州应在贞观二年，因为在武士彟以前任利州都督的李孝常是在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谋反被杀的，这年十二月是己卯朔，戊申当是腊月三十日。

李孝常的事迹很清楚的，他是隋朝大臣李圆通的儿子，李圆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隋书》有传。唐能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手里掌握了粮食，而李孝常是华阴令，掌握永丰仓，唐高祖兵临黄河，李孝常降了唐，他的投降，使唐得到永丰仓的大批存粮。李孝常又是窦家女婿，和唐有亲戚关系。郭老怀疑贞观元年正月利州都督李寿谋反被杀，与李孝常的谋反是一回事。他说：“再根据《资治通鉴》，于贞观元年正月载利州都督李寿被诛；于同年十二月又载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谋反伏诛。在同一年中有两个姓李的利州都督谋反被诛，未免太凑巧了，我颇怀疑李寿和李孝常是一个人，谋反在武德九年十二月，伏诛是在第二年贞观元年正月，就很顺理成章了。”所以他就往上推，说李造反当在武德九年十二月，武则天可能就生在利州。其实，他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李寿和李孝常是两个人，李寿的来历，在历史上也是很清楚的。他原名罗寿，即隋大将军罗艺的弟弟，罗艺造反，李寿连坐被杀，此人与李孝常绝无联系。所以，郭老这个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历史记载从无武则天79岁之说，武则天最晚应出生于武德九年，而不可能出生于贞观元年。

郭老还提出三个证据，企图证明武则天生于利州。而这三个证据也都不充分。第一个证据是李义山《利州江潭》诗有自注云：“金轮感孕处。”郭老说：“这是说武后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县。”这条材料可以说明唐人有武则天生于利州的传说，但郭老认为：“李义山是唐代有名的诗人，距离武后之死仅一百多年。”根据这个，就可以看出，武则天是生于贞观初年，却不是严密的论断。传说只是传说，文人用传说来写诗作文，是不能据为信史的。李义山距武则天有一百多年，如果没有查考，并不一定确知武则天的年岁。举一个例子，白居易《新乐府》的第一首《七德舞》是歌颂太宗功德的。诗里面说：“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其实，李渊从太原起兵，即所谓“举义兵”以及夺取长安在大业十三年，太宗已经20岁了，第二年就是武德元年，他做皇帝在武德九年，如果18岁起兵，做皇帝怎能到29岁呢？他在18岁时，只是参加打仗，解炀帝之围，与“举义兵”毫不相干。作这首《七德舞》，白居易是用了功力的，他根据的是《贞观政要》，可是把书中“便为经纶王业”一句含义不明的话改为“举义兵”，就弄错了。当作史诗写的《七德舞》犹且如此，更何况李义山的感怀之作。从来传说很多，像有关诸葛亮、关羽、杨家将等的传说，当作历史故事听听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判断历史事实的根据。第二条根据，是引用1955年

出土于广元县的《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那是五代时后蜀立的，而且上面有缺字，其中极重要的“始后生焉”一句的“始生”二字是郭老给补上的。纵使郭老补对了，碑的建立离武则天死也有254年，又怎能作为根据呢？第三条是《谭宾录》所记袁天纲为武则天相面事，显是后人附会的小说异闻，又没有记年代，更无法凭信。所以，我认为关于武则天的年岁，《资治通鉴》上的82岁基本上是可信的。郭老说司马光走中间路线，其实不是什么中间路线，而是根据《实录》写的。郭老比较相信稗官野史，这也未可厚非，但关于皇帝的年龄，我们还应当相信皇家的实录。总之，我的看法是：武则天活了82岁，生于武德七年，是武士彟在长安时生的。［23］

以上，全文引证汪篯先生的观点，汪先生属于郭老意见的对立派。尤其是最后部分，汪先生指出：“郭老比较相信稗官野史，这也未可厚非，但关于皇帝的年龄，我们还应当相信皇家的实录。”这里所说的皇家实录，即《资治通鉴》所据《则天实录》。对此，选择利州（广元）说的作者都不同意《实录》，而郭老最初把这种观点推给《通鉴》，也不说《通鉴》根据是《实录》。拥护郭老观点的人众多，但为什么《则天实录》不可信？这个问题却鲜见有人回答。

《则天实录》有两个版本，一是武则天去世之后，神龙二年（706）由武三思主编的《则天实录》。关于此书，《唐会要》有明确记载：

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今史官刘子玄、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监修官己下，加爵及赐。［24］

可知，开元四年（716） 的《则天实录》，是对神龙二年《则天实录》的“重修”，或者叫作“删正”［25］。新版对旧版的删正，我们无从具体了解，就武则天的评价而言，旧版应该是以表扬为主，新版则多有批评，事关武则天的历史定位，这种修改可以看作是朝廷的正常行为。是非评价有所删正，那么事实部分比如武则天的年龄，也一并有删定吗？武则天的年龄问题，是无关是非的，不论是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还是孙子唐玄宗，在这个问题上忠诚于事实也是子孙孝道的反映，断不能允许史官随意改动长辈的年龄。

《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则天实录》，称“吴兢《则天实录》”，证明使用的是重修本［26］。

而有关吴兢等史家严格按照直笔原则删定《则天实录》的故事，至今也是有案可稽的。《唐会要》有详细记载，证明吴兢是如何坚持直笔修史原则的，甚至面对当朝宰相也不屈服。其文曰：

长安三年，张易之、昌宗欲作乱，将图皇太子，遂谮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初不许，遂赂以高官。说被逼迫，乃伪许之。昌宗乃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司礼丞高戬交通密谋，构造飞语曰：“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时则天春秋高，恶闻其语。凤阁侍郎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又谓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与元忠、高戬对于上前。上谓曰：

“具述其事。”说对曰：“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是日，百寮震惧。上闻说此对，谓宰相曰：“张说倾巧，翻覆小人，且总收禁，待更勘问。”异日，又召，依前对问，昌宗乃屡诱掖逼促之。说视昌宗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况元忠实无反语，奈何欲令臣空虚加诬其罪。今大事去矣，伏愿记之，易之、昌宗，必乱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禁。掌谏议大夫、知政事朱敬则密表奏曰：

“魏元忠素称忠正，张说又所坐无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之望。愿加详察。”乃贬元忠为高要尉，说流钦州。（时人议曰：昌宗等包藏祸心，遂与说计议，欲拟谋害大臣。宋璟等知说巧诈，恐损良善，遂与之言，令其内省。向使说元来不许昌宗虚证元忠，必无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赖识通变，转祸为福，不然，皇嗣殆将危矣。）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刘五即子玄也。）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27］

张说当时屈服于二张的威逼利诱，答应出面作证，证明魏元忠有罪，但在多位正义人士的劝说下，张说悔改，拒绝作证。不过张说最终还是受了牵连，这也构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正如当时人的评论，如果最初张说就不答应，或许就没有此案。而张说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污点，希望修改历史记录，尤其是在他担任宰相大权在握的时候。但没有想到，遇到吴兢的坚决反对，这不仅说明当时的草稿都保留着，而且绝不可能修改。

张说要修改史书记录的事，《资治通鉴》记录在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去世的条目之下，其文如下：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宰相的张说，后来“阴祈兢改数字”，即暗地里请求吴兢，希望吴兢改几个字，都被吴兢拒绝。张说在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开元九年九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29］。张说不仅是朝廷的宰相，因为“兼修国史”，也是史馆的领导人，如此直接领导，吴兢都敢于公开拒绝，虽然让同僚都很震惊，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吴兢所修《则天实录》的可靠品质。

具体到武则天的年龄问题，吴兢所修《则天实录》明确记载为82岁，如果不予以采信，必有不可信的证据。史家研究问题，总不能因为主观喜欢吧？郭老的考证根本没有完成，如果说 《实录》不可信，那一定要给出根据。为什么《实录》需要在武则天年龄问题上造假呢？郭老坚信李商隐，说李距离武则天的时代比较接近，甚至说“在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相信距武则天之死仅一百多年的李义山，而不敢相信距武则天之死已一千多年的同志们。请原谅我的顽固吧！”（《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这哪里是李义山与今天学者的关系呢？如果要论谁距离武则天生活的时代更近，那也是比较李义山与《则天实录》的作者，所以，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则天实录》，还是李义山的一个诗歌注释呢？

三 出生地与故乡

郭老最初讨论武则天，是用出生地与故乡连接起来的，剧中人武则天的台词就有“巴蜀才是我的故乡”的说法。或许，郭老在武则天的行为中，看到了某些巴楚文化的信息。作为文学作品，戏剧的这种虚构本来是不必细究的。可是，后来引发的争议，延展讨论则变得

不可避免。

就中古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出生地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除非出生地就是故乡，因为故乡才是当时人们重视的概念。故乡，不仅是单纯的乡里概念，也是与亲戚系统、本土文化紧密联结的。那么，历史上的武则天，是否认为“巴蜀才是我的故乡”呢？现有的史料都证明；山西文水才是武则天的故乡，武则天承认的故乡只有一个，即太原文水。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开篇即写道：“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30］《旧唐书•地理志》记录文水，完整的信息如下：

文水：隋县。武德三年，属汾州。六年，属并州。七年，又属汾州。贞观初，还属并州。天授元年，改为武兴县，以天后乡里县，与太原、晋阳并为京县。神龙元年，依旧为文水。［31］

武则天称帝，文水改为武兴县，是因为“天后乡里县”。不过，《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改名武兴县是在载初元年冬十月，“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汉丰、沛例，百姓子孙相承给复”［32］。这才是帝王故乡的应有待遇。

早在高宗的显庆五年（660）二月，高宗携武后到达并州，武后的乡亲第一次因武后而享受到皇恩浩荡。《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

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族邻里故旧于朝堂，命妇妇人入会于内殿，及皇室诸亲賜帛各有差，及从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乡并州长史、司马各加勋级。又皇后亲预会，每赐物一千段，期亲五百段，大功已下及无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及诸妇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33］

请注意，皇后故乡的人，这里有十分清晰的表达，如“亲族”“邻里”“故旧”等。地方官员并州长史、司马，因为是“皇后故乡”的官长而加勋阶。在赐物阶段，皇后亲自与会，按照亲戚关系的远近赐物，“期亲”是五百段，“大功已下”是另一等，“无服亲”是一等，“邻里、故旧” 又是一等。这些概念，在史籍中记载如此分明，如非故乡，是没有这些关系，没有这些概念的。在唐朝，武则天的故乡概念是清楚的，朝廷清楚，她自己也同样清楚。

《旧唐书•崔神庆传》有如下文字：

神庆，明经举，则天时，累迁莱州刺史。因入朝，待制于亿岁殿，奏事称旨。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甚赏慰之，擢拜并州长史。因谓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为按行图，择日而遣之。［34］

武则天亲口所言：“并州，朕之枌榆。”作为武则天故乡重要史料，这里所记，与上文所列的资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不困难。

武则天父亲武士彟，跟随高祖太原起兵，是唐朝的太原功臣，他的故乡因此成为女儿武

则天的故乡。《旧唐书》记载分明：“武士彟，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35］对此，武则天明白、唐朝明白，唐朝的史书记载明白。看起来，武则天故乡是一个不需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了武则天出生地问题的争议，故乡问题自然会被波及，而故乡才是那个历史时期最核心的问题。出生地问题的争论，掩盖了武则天的故乡问题，而女皇故乡的问题，才是武则天研究更应重视的。

不仅武氏以并州文水为故乡，赐姓武氏者，也有因此成为并州文水人的情况。光宅元年（684）李敬业等在扬州发动事变，李敬业率兵攻打润州，他的叔叔李思文为唐朝润州刺史，“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李敬业对叔叔说：“叔党武氏，宜改姓武。”最后，被李敬业置于润州监狱。朝廷在镇压李敬业的过程中，曾经下令“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36］。李敬业失败之后，“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拜司仆少卿。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37］根据《通鉴考异》，这个说法是来自《唐纪》，而《则天实录》另有记载“思文表请改姓武，许之”。这个意思，司马光理解为“盖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请之也”［38］。这其中，有一个细微的差异，《唐纪》是武则天沿袭了徐敬业的意思，让他叔叔改姓武。《考异》则强调了改姓的程序，武则天先有指示，徐思文再有申请获批。此处差别，如果统一化理解更合适。

现在，我们能看到武（李）思文儿子武钦载墓志，原题为《大唐冀州刺史息武君墓志铭

并序》，录文如下：

君讳钦载，字景初，其先济阴离狐人，本姓徐氏。皇运肇兴      佐经纶之业，赐以国姓。洎圣母神皇之临天下，其父思文，表忠贞之节，又锡同  圣氏，仍编贯帝乡，故为并州文水人也······国史之所具详，家谍于焉甄序，无烦缕述，可略而言。曾祖皇朝封济阴郡王，后固辞王，授散骑常侍陵州刺史上柱国舒国公，薨谥节公；祖勣，司空上柱国英国公赠太尉杨州大都督，谥贞武公。并星辰禀气，山岳降灵，建大厦之栋梁，运巨川之舟楫。宠高九命，位极三台，绚彩麒麟，铭勋钟鼎， 历任岚、饶、润、等州刺史，再除太仆少卿，兼知陇西事，又加  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县开国公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清源道总管，除冀州刺史。今见朝集，职隆内外，政  廉能，类石建之孝谨，同胡威之清洁四知增慎，三命愈恭，目击道存，无俟诠综。君蓝田美玉，汉浦明珠，夙彰辦日这机，早著谈玄之敏。纵横词藻，卓荦群书，神童之誉郁兴，大成之目斯在。岂谓嘉苗不秀，与慕槿而同萎芳树先凋，将朝菌而俱落。以调露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陇西大使之馆，春秋一十有五，权窆于县慈门乡。粤以垂拱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于洛阳县平阴乡北邙之原礼也。司徒之梦，偿百万于黃泉，滕公之铭，睹三千之白日。甫迁故域，永  新茔，恐碧海之将变，寄玄础以流声。[39]

武钦载是武思文的儿子，15岁便去世了，垂拱四年（688）安葬洛阳县平阴乡。他父亲武思文从润州刺史到司仆少卿（太仆少卿），正是发生在扬州事变前后。史载，武思文没有受到徐敬业的牵连，但本墓志谈及上代英国公李勣的时候，并不涉及刚刚宣布的“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之事。

当然，本文最关心的是武思文的故事。“皇运肇兴      佐经纶之业，赐以国姓。洎圣母神皇之临天下，其父思文，表忠贞之节，又锡同  圣氏，仍编贯帝乡，故为并州文水人也”。所谓“表忠贞之节”，应是在扬州事变中的表现。有缺文不能识读，总之是赐予了武姓，于是“编贯帝乡”。赐姓，要重新编制故乡，“故为并州文水人也”。这是一个新的提示。“其先济阴离狐人”，现在改为并州文水人。如此说来，赐姓与合谱相类，连故乡也一并要改写。这使人联想起李义府的故事，他与赵郡李氏合谱，自然也要把自己原来的故乡修改为赵郡。

总之，关于武则天的故乡，无论是她自己的认知、朝廷的记录抑或是相关政策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并州文水。甚至如武思文这样赐姓之人，也改称自己的故乡为并州文水。对于武则天而言，文水才具备故乡的一切。今人研究武则天，只能延续史料记载，无法修改武则天的故乡。至于出生地，对唐人并不重要，因而表达某种敬意无伤大雅，但若有争夺历史名人为乡贤的意念，则与史学无关。

回归史学正念，以纪念汪篯先生。草此小文，略表敬意焉[40]。

［1］ 郭沫若：《武则天生在广元的证据》，《光明日报》1961年5月28日，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2—509页。

［2］ 王家祐：《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3］ 《武则天评价问题综述》，《文汇报》1961年9月10日。

［4］ 张明美：《四川广元皇泽寺调查记》，《考古杂志》1960年第7期。

［5］ 梁永元：《武则天正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401页。

［6］ 吴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建设》1961年1月。

［7］ 陈振：《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光明日报》（史学版）1961年5月24日。

［8］ 敬堂：《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证据》，《天津日报》1961年9月6日。

［9］ 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山西学术通讯》1961年第2期。

［10］钟华荣：《皇泽寺与武则天》，《光明日报》1961年6月10日。

［11］杨山等：《在武则天的故乡》，《四川日报》1961年12月3日。

［12］杨山等：《在武则天祠庙周围》，《羊城晚报》1962年4月23日。

［13］董家遵：《武则天父亲两任利州都督》，《羊城晚报》1962年8月9日。

［14］敬堂：《有关武则天的两件资料（攀龙台碑与则天母墓碑文并序）》，《光明日报》1962年7月18日。

［15］郭沫若：《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9月26日，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510—             517页。

［16］罗元贞：《武则天的籍贯和出生地》，《山西大学校刊》1962年11月8日。

［17］向灵：《广元皇泽寺和武则天》，《成都晚报》1963年4月18日。

［18］胡守为：《关于武则天出年的几段史料札记》，《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第95—98页。

［19］熊克：《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第79—83页。

［20］李端科：《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学术月刊》1984年第             10期。

［21］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年第3期；《再谈则天籍贯与出生地》，《山西日                 报》1985年4月21日。

［22］韩昇：《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载王文超、赵文润主编《武则天与嵩山》（2002•登封•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45—54页。

［23］汪篯：《武则天》，根据汪篯先生1962年11月11日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记录，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131页。

［24］（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0—1292页。也见《册府元             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349—6350页。

［25］《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记录该书，在《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之后，小字注为“魏元忠、武三思、祝钦                   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1页。

［26］《通鉴考异》现在分条款附在《通鉴》正文之下，有关武则天的年齡，司马光在《考异》中引证 《旧唐书》《唐会                要》等书的不同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故置此年”。此年，即贞观十一年，为武则天             入宫之年。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5页。

［27］《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第1305一1306页。

［28］《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九年条，第6748页。

［29］《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2页。

［30］《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31］《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第1481页。

［3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

［33］《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80页。此事，《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记载。

［34］《旧唐书》卷七十七《崔神庆传》，第2689—2690页。

［35］《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彟传》，第2316—2317页。

［36］《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28页。

［37］《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33页。

［38］《资治通鉴》卷二〇三所附《通鉴考异》，第6433页。

［39］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77—778页。

［40］本文最初在2016年12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汪篯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上宣读。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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